发布时间:2012年04月28日 15:35进入复兴论坛来源：手机看视频

　　中国葡萄酒文化有人说，葡萄酒是外来文化，因而它长期被列入“洋酒”之列。但实际上，最原始的“酒”是野生浆果经过附在其表皮上的野生酵母自然发酵而成的果酒，称为“猿酒”，意思是这样的酒是由我们的祖先发现并“造”出来的。而我国是世界人类和葡萄的起源中心之一，因此，葡萄酒应是“古而有之”了。

　　葡萄，我国古代曾叫“蒲陶”、“蒲萄”、“蒲桃”，“葡桃”等，葡萄酒则相应地叫做“蒲陶酒”等。此外，在古汉语中，“葡萄”也可以指“葡萄酒”。关于葡萄两个字的来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葡萄，《汉书》作蒲桃，可造酒，人酺饮之，则醄然而醉，故有是名”。“酺”是聚饮的意思，“醄”是大醉的样子。按李时珍的说法，葡萄之所以称为葡萄，是因为这种水果酿成的酒能使人饮后醄然而醉，故借“酺”与“醄”两字，叫做葡萄。

　　我国是葡萄属植物的起源中心之一。原产于我国的葡萄属植物约有30多种(包括变种)。例如分布在我国东北、北部及中部的山葡萄，产于中部和南部的葛藟，产于中部至西南部的刺葡萄，分布广泛的蘡薁等等，都是野葡萄。

　　《诗·王风·葛藟》：“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诗·豳风·七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从以上三首诗，可以了解到在《诗经》所反映的殷商时代(公元前17世纪初——约公元前ll世纪)，人们就已经知道采集并食用各种野葡萄了。

　　《周礼》是儒家经典之一，搜集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并添附了儒家政治理想。文繁事富，体大思精，学术治术无所不包，历来为学者所重。《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郑玄注：“果，枣李之属。蓏，瓜瓠之属。珍异，蒲桃、批把之属。”这句话译成今文就是：“场人，掌管廓门内的场圃，种植瓜果、葡萄、批把等物，按时收敛贮藏。”这样，在约300O年前的周朝，我国已有了家葡萄和葡萄园，人们已知道怎么样贮藏葡萄。在当时，葡萄是皇室果园的珍异果品。

　　我国的欧亚种葡萄（即在整个世界广为种植的葡萄种）是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历史上著名的大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时(公元前138—前l19年)从大宛带来的。大宛，古西域国名，在今中亚的塔什干地区，盛产葡萄、苜蓿，以汗血马著名。《史记·大宛列传》：“宛左右以蒲桃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年不败”。“汉使(指张骞)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桃。”在引进葡萄的同时，还招来了酿酒艺人。据《太平御览》，汉武帝时期，“离宫别观傍尽种蒲萄”，可见汉武帝对此事的重视，并且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我国的栽培葡萄从西域引入后，先至新疆，经甘肃河西走廊至陕西西安，其后传至华北、东北及其它地区。

　　到了东汉末年，由于战乱和国力衰微，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酒业也极度困难，葡萄酒异常珍贵。《三国志·魏志·明帝纪》中，裴松子注引汉赵岐《三辅决录》：“(孟)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孟佗是三国时期新城太守孟达的父亲，张让是汉灵帝时权重一时、善刮民财的大宦官。孟佗仕途不通，就倾其家财结交张让的家奴和身边的人，并直接送给张让一斛葡萄酒，以酒贿官，得凉州刺史之职。汉朝的一斛为十斗，一斗为十升，一升约合现在的200毫升，故一斛葡萄酒就是现在的20升。也就是说，孟佗拿26瓶葡萄酒换得凉州刺史之职! 可见当时葡萄酒身价之高。

　　到了魏晋及稍后的南北朝时期，葡萄酒的消费和生产又有了恢复和发展。从当时的文献以及文人名士的诗词文赋中能够准确的看出当时葡萄酒消费的情况。

　　魏文帝曹丕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喝葡萄酒。他不仅自己最喜欢葡萄酒，还把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和见解写进诏书，告之于群臣。魏文帝在《诏群医》中写道：

　　“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非长者不别也。……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

　　作为帝王，在给群医的诏书中，不仅谈吃饭穿衣，更大谈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并说只要提起葡萄酒这个名，就足以让人唾涎了，更加不用说亲自喝上一口，这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三国志·魏书·魏文帝记》是这样评价魏文帝的：“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疆识，才艺兼该。”有了魏文帝的提倡和身体力行，葡萄酒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使得在后来的晋朝及南北朝时期，葡萄酒成为王公大臣、社会名流筵席上常饮的美酒，葡萄酒文化日渐兴起。这在当时的不少诗文里都有反映。

　　陆机(261—303)是三国时东吴名臣陆逊的孙子。吴亡后，他于晋太康末应诏入洛阳，曾为太子洗马、中书郎等职。《饮酒乐》中的“蒲萄”是指葡萄酒。诗中描绘的是当时上流社会奢侈的生活：一年四季喝着葡萄美酒，每天都是醉生梦死。这时的葡萄酒是王公贵族们享用的美酒，但已非常容易得到，决非汉灵帝时孟佗用来贿官时的价格，否则谁也不可能一年四季都喝它。

　　在一百多年的南北朝时期，常有文人名士歌咏葡萄酒的诗作。庾信(513—581)在他的七言诗《燕歌行》中则写道：

　　庾信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不如去饮一杯葡萄酒换来千日醉，或者为了长生去学炼丹的神仙。若能取得金丹作几次服食，定能像千年矗立的华表，永享天年。诗中将饮用葡萄酒与服用长生不老的金丹相提并论，可见当时己认识到葡萄酒是一种健康饮料。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种植张骞引进的欧亚种葡萄的同时，也人工种植我国原产的葡萄，这可从当时的诗文中反映出来。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在《种葛篇》中有“种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阴。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的诗句。

　　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后，经过短暂的过渡，即是唐朝的“贞观之治”及一百多年的盛唐时期。这期间，由于疆土扩大，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喝酒已不再是王公贵族、文人名士的特权，老百姓也普遍饮酒。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很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近年港台和沿海城市流行的“晒伤妆”，即一千多年前唐朝妇女的“酒晕妆”。

　　盛唐时期，人们不仅喜欢喝酒，而且喜欢喝葡萄酒。因为到唐朝为止，人们主要是喝低度的米酒，但当时普遍饮用的低度粮食酒，无论从色、香、味的任何方面，都无法与葡萄酒媲美，这就给葡萄酒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当时葡萄酒面临着的真正的发展机遇是：在国力强盛，国家不设酒禁的情况下，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都十分钟爱葡萄酒，唐太宗还喜欢自己动手酿制葡萄酒。据《太平御览》：“(唐)高祖(李渊)赐群医食于御前，果有蒲萄。侍中陈叔达执而不食，高祖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能得。高祖曰，卿有母可遗乎。遂流涕呜咽，久之乃止，固赐物百段。”由此可见，在唐初，经过战乱，葡萄种植与酿酒基本已萎缩，连朝中大臣的母亲病了想吃葡萄而不可得，只有在皇帝宴请大臣的国宴上方有鲜葡萄。

　　《太平御览》记载，唐太宗贞观13年(640年)，唐军在李靖的率领下破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唐太宗从高昌国获得马乳葡萄种和葡萄酒法后，不仅在皇宫御苑里大种葡萄，还亲自参与葡萄酒的酿制。酿成的葡萄酒不仅色泽很好，味道也很好，并兼有清酒与红酒的风味。

　　盛唐时期社会稳定，人民富庶。由于帝王、大臣喜好葡萄酒，民间酿造和饮用葡萄酒也十分普遍。这些在当时的诗歌里都反映。

　　诗人李欣，《唐才子传》称其“性疏简，厌薄世务”。他在《古从军行》中写道：

　　李欣这首《古从军行》写了边塞军旅生活和从军征戎者的复杂感情，借用汉武帝引进葡萄的典故，反映出君主与百姓、军事扩张与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与人民牺牲之间尖锐而错综复杂的矛盾。全诗风格苍劲悲壮。诗的结尾借用葡萄引进的典故，揭示战争后果，虽不加评判但爱憎分明，为这首诗的艺术特色之一。

　　自称“五斗先生”的王绩不仅喜欢喝酒，还精于品酒，写过《酒经》、《酒谱》。他在《题酒家五首》(一作《题酒店壁》)中写道：

　　这是一首十分得体的劝酒诗。朋友聚宴，杯中的美酒是竹叶青和葡萄酒。王绩劝酒道：今天朋友相聚，要喝尽樽中美酒，一醉方休! 它日分别后，就是再喝同样的酒，也没有兴致了。

　　李白，又称“诗仙”、“酒仙”，素有“斗酒诗百篇”的名声，十分钟爱葡萄酒，甚至在酒醉奉诏作诗时，还忘不了心爱的葡萄酒。他在《对酒》中写道：

　　实际上，李白不仅是喜欢葡萄酒，更是迷恋葡萄酒，恨不得人生百年，天天都沉醉在葡萄酒里。《襄阳歌》就是他的葡萄酒醉歌。他在《襄阳歌》中写道：“……，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江鸭头绿，恰以蒲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诗人李白幻想着将一江汉水都化为葡萄美酒，每天都喝它三百杯，一连喝它一百年，也确实要喝掉一江的葡萄酒。从诗中也可看出，当时葡萄酒的酿造已相当普遍。

　　曾官至吏部侍朗、京兆尹的大诗人、大学者翰愈，在《蒲萄》诗中写出了他种植葡萄的细心：

　　另外，还有很多有关葡萄与葡萄酒的诗句。在白居易的《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中有“带襭紫蒲萄，袴花红石竹”的诗句；在《房家夜宴喜雪戏赠主人》中有“酒钩送盏推莲子，烛泪黏盘垒蒲萄”的句子；在《寄献北郡留守裴令公》中有“羌管吹杨柳，燕姬酌蒲萄”的诗句。刘禹锡在《蒲桃歌》中写了他从种植葡萄到收获葡萄的全过程，包括了修剪、搭葡萄架、施肥、灌溉等栽培管理，并且获得葡萄丰收。刘禹锡作为政府的高官，能准确地掌握葡萄栽培技术，可见盛唐时期葡萄种植业的发达。

　　边塞荒凉艰苦的环境，紧张动荡的军旅生活，使得将士们很难得到欢聚的酒宴。这是一次难得的聚宴，酒，是葡萄美酒；杯，则是“夜光杯”。据《十洲记》：“周穆王时西胡献夜光常满杯，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鲜艳如血的葡萄酒，满注于白玉夜光杯中，色泽艳丽，形象华贵。如此美酒，如此盛宴，将士们莫不兴致高扬，准备痛饮一番。正值大家“欲饮”未得之际，马上琵琶奏乐，催人出征。此时此地，琵琶作声，不为助兴，而为催行，谁能不感心头沉重? 这酒还喝不喝呢? 这时，座中有人高喊，男儿从军，以身许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有酒且当开怀痛饮! 醉就醉吧，就是醉卧沙场也没什么丢脸的，自古以来有几人能从浴血奋战的疆场上生还呢! 于是，出征将士豪兴逸发，举杯痛饮。明知前途险厄，却仍然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

　　在众多的盛唐边塞诗中，这首《凉州词》最能表达当时那种涵盖一切、睥睨一切的气势，以及充满着必胜信念的盛唐精神气度。明朝王世贞称此诗为无瑕之璧，与王昌龄的《出塞》同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此诗也作为千古绝唱载入中国乃至世界葡萄酒文化史。

　　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多次遭贬。在不得意时，很多故旧亲朋都不上门了，甚至连音讯都没有。只有太原的张县令，不改初哀，每年都派专人送葡萄来。从诗中，我们还知道，到了宋朝，太原仍然是葡萄的重要产地。

　　到了南宋，小朝庭偏安一隅。当时的临安虽然繁华，但葡萄酒却因为太原等葡萄产区已经沦陷，显得稀缺且名贵，这可从陆游(l125—1210)的诗词中反映出来。陆游的《夜寒与客烧干柴取暖戏作》：

　　诗中把喝葡萄酒与穿貂鼠裘相提并论，说明葡萄酒可以给人体提供热量，同时也表明了当时葡萄酒的名贵。

　　比陆游稍后的金国著名文学家元好问( l190—1257)曾作《蒲桃酒赋（并序）》：

　　刘邓州光甫为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酿酒法。少日，尝与故人许仲祥摘其实并米炊之，酿虽成，而古人所谓甘而不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贞祐中，邻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干，而汁流盎中，熏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盖久而腐败，自然成酒耳。不传之密，一朝而发之，文士多有所述。今以属子，子宁有意乎？”予曰：“世无此酒久矣。予亦尝见还自西域者云：′大石人绞蒲桃浆，封而埋之，未几成酒，愈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说正与此合。物无大小，显晦自有时，决非偶然者。夫得之数百年之后，而证数万里之远，是可赋也”。……

　　经过战乱，真正的葡萄酒酿酒法在中土差不多已失传。除了从西域运来的葡萄酒外，中土自酿的葡萄酒，大体上都是按《北山酒经》上的葡萄与米混合后加曲的“蒲萄酒法”酿制的，且味道也不好。

　　元朝立国虽然只有九十余年，却是我国古代社会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时期。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政府供职十七年，他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记录了他本人在元朝政府供职十七年间所见所闻的大量史实，其中有不少关于葡萄园和葡萄酒的记载。在“物产富庶的和田城”这一节中记载：“（当地）产品有棉花、亚麻、、各种谷物、酒和其它的物品。居民经营农场、葡萄园以及各种花园”。在“哥萨城”（今河北涿州）一节中说：“过了这座桥（指北京的卢沟桥），西行四十八公里，经过一个地方，那里遍地的葡萄园，肥沃富饶的土地，壮丽的建筑物鳞次节比。”在描述“太原府王国”时则这样记载，“……太原府国的都城，其名也叫太原府，…… 那里有好多葡萄园，制造很多的酒，这里是契丹省唯一产酒的地方，酒是从这地方贩运到全省各地。”

　　元朝的统治者十分喜爱马奶酒和葡萄酒。据《元史?卷七十四》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祭宗庙时，所用的牲齐庶品中，酒采用“潼乳、葡萄酒，以国礼割奠，皆列室用之”。“潼乳”即马奶酒。这无疑提高了马奶酒和葡萄酒的地位。至元二十八年五月(1291年)，元世祖在“宫城中建葡萄酒室”(《故宫遗迹》)，更加促进了葡萄酒业的发展。

　　考虑到粮食短缺等原因，元世祖十分重视农桑，要求朝庭专管农桑、水利的部门“司农司”编纂农桑方面的书籍，用于指导地方官员和百姓发展农业生产。至元十年(1273年)，《农桑辑要》刻颁，全书共有六万五千多字，分作七卷。该书是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被颁发到各级劝农官，以指导农业生产。书中对“蒲萄”是这样写的：

　　“蒲萄：蔓延，性缘不能自举，作架以承之。叶密阴厚，可以避热(十月中，去根一步许，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茎薄实黍穰弥佳，无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湿，湿则冰冻。二月中还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则死。其岁久根茎粗大者，宜远根作坑，勿令茎折。其坑外处，亦掘土并穰培覆之)。”可见，在元朝葡萄栽培不仅政府重视，确也达到了相当的栽培水平。

　　在政府重视、各级官员身体力行、农业技术指导具备、官方示范种植的情况下，元朝的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有了很大的发展。葡萄种植培养面积之大，地域之广，酿酒数量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除了河西与陇右地区（即今宁夏、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并包括青海以东地区和新疆以东地区和新疆东部）大面积种植葡萄外，北方的山西、河南等地也是葡萄和葡萄酒的重要产地。

　　此外，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官用葡萄酒的供应和质量，据明朝人叶子奇撰《草木子》记载，元朝政府还在太原与南京等地开辟官方葡萄园，并就地酿造葡萄酒。其质量检验的方法也很奇特，每年农历八月，将各地官酿的葡萄酒取样“至太行山辩其真伪。真者下水即流，伪者得水即冰冻矣。”

　　在元代，葡萄酒常被元朝统治者用于宴请、赏赐王公大臣，还用于赏赐外国和外族使节。同时，由于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酒酿造业的大发展，饮用葡萄酒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平民百姓也饮用葡萄酒。这从一些平民百姓、山中隐士以及女诗人的葡萄与葡萄酒诗中可以读到。

　　以骑驴卖纱为生计的何失在《招畅纯甫饮》中有“我瓮酒初熟，葡萄涨玻璃”的诗句，尽管家贫靠卖纱度日，还是有自酿的葡萄酒招待老朋友。刘诜，多次被推荐都未能入仕，一辈子为穷教师，在他的《葡萄》诗中有“露寒压成酒，无梦到凉州”的诗句 ，说明他也自酿葡萄酒。终生未仕、云游四方的天台人丁复在《题百马图为南郭诚之作》中有“葡萄逐月入中华，苜蓿如云覆平地”的诗句。终生在山中务农，自号“煮石山农”的王冕在《大醉歌》中有“古恨新愁迷草树，不如且买葡萄醅”的诗句。隐居山中的“环谷先生”汪克宽在《秀上人饮绿轩》中写道：“绀云满涨葡萄瓮，青雨长悬玛瑙瓶”。终生未仕的周权则在《葡萄酒》诗中详细、贴切地描述了葡萄酒的酿制过程，并有“纵教典却鹔鸘裘，不将一斗博凉州”的诗句。年仅三十而卒的女诗人郑允端则在《葡萄》诗中写道：“满筐圆实骊珠滑，入口甘香冰玉寒。若使文园知此味，露华不应乞金盘”。文园，即汉文帝的陵园孝文园。

　　元朝政府对葡萄酒的税收扶持以及葡萄酒不在酒禁之列的政策使得葡萄酒的普及成为可能。同时，朝廷允许民间酿葡萄酒，而且家酿葡萄酒不必纳税。当时，在政府禁止民间私酿粮食酒的情况下，民间自种葡萄，自酿葡萄酒十分普遍。

　　元朝葡萄酒有较大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扶持。主要体现为税收政策上。据《新元史》“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御史台言：‘酒户纳课程，每石卖钞四两内纳官课钞一两，葡萄酒每一千斤卖钞一百两内纳官课钞六两。此系榷货。难同商税。葡萄酒合依酒户一体纳课’。户部议：‘葡萄酒不用米曲，与酿造不同，仍依旧例三十分之一。’”这是对葡萄酒给予强有力的税收政策的扶持。至元十年时，粮食酒的税率是25%（四两内纳官课钞一两），而葡萄酒的税率6%，御史们有意见，给元世祖上奏章，要求把葡萄酒的税率提高到与粮食酒相同。元世祖让户部就此事拿出意见。户部研究后上奉章：因为葡萄酒的酿造不用粮食与酒曲，所以，就是要与粮食酒区别对待，要按旧例，葡萄酒的税率应该为3.3%（“依旧例三十分之一”），御史台一提意见，葡萄酒的税率不但没有上去，反而从至元十年的6%下降为 3.3%。可见当时，对葡萄酒的扶持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最高统治者很清楚，葡萄酒不消耗粮食，就是要坚决有力地予以扶持。据《元典章》，元大都葡萄酒系官卖（系榷货），曾设“大都酒使司”，向大都酒户征收葡萄酒税。大都坊间的酿酒户，有起家巨万、酿葡萄酒多达百瓮者。可见当时葡萄酒酿造已达相当规模。

　　元代葡萄酒文化逐渐融入文化艺术所有的领域。除了大量的葡萄酒诗外，在绘画、词曲中都有表现。祖上为西域人的丁鹤年有《题画葡萄》：

　　此外，鲜于枢的《观寂照蒲萄》，傅若金的《题墨蒲桃》、《题松庵上人墨蒲桃二首》、《墨蒲萄》，张天英的《题蒲萄竹笋图》，吴澄的《跋牧樵子蒲萄》等，举不胜举，可见在元代画葡萄和在葡萄画上题诗确实很流行。而在元朝众多的葡葡画中，最有名的则要数温日观的葡萄了。

　　仅从元人的诗歌来看，有关温日观画葡葡的就有宋子虚的《僧日观画蒲萄》，郑元佑的《温日观画蒲萄》、《重题温日观画蒲萄》，邓文原的《温日观蒲萄》等，可见温日观在元朝的影响。温日观，号智归子，宋末元初画家，上海松江人，在杭州出家为僧，擅长草书，但他所画的葡萄和画葡萄的方法，使得他在元代很有名，世称“温葡萄。”柯九思则在《题温日观画葡萄》中写道：

　　柯九思，号丹丘山，淅江仙居人，曾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凡元文宗所藏书法名画，均由他鉴定。由以上这首诗可以得知，温日观所画的葡萄也被皇家收藏，而且温日观本人也曾被元朝皇帝接见过。关于温日观作葡萄画的方法，曾任浙江儒学提举的郑元佑在《重题温日观葡萄》中有生动的描写：

　　可见，温日观作画的方法之奇特：先用酒把自己喝醉，然后大呼小叫地将头浸到盛墨汁的盆子里，再以自己的头当画笔画葡萄。这与人称“张颠”的唐代书法家张旭的风格相近。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撮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题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

　　有关葡萄和葡萄酒的内容，在元散曲中也多有反应。散曲是金、元两代的一种歌曲，是当时人民群众和文化学士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一种通俗文学。散曲和杂剧——即“元曲”——是元代的绝艺，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杜仁杰在《集贤宾北?七夕》中写道：“团圈笑令心尽喜，食品愈稀奇。新摘的葡萄紫，旋剥的鸡头美，珍珠般嫩实。欢坐间夜凉人静已，笑声接青霄内。”

　　元代著名剧作家关汉卿在《朝天子?从嫁媵婢》中写道：“鬓鸦，脸霞，屈杀了将陪嫁。规模全是大人家，不在红娘下。巧笑迎人，文谈回话，真如解语花。若咱，得他，倒了葡萄架。”

　　元散曲家张可久，字小山，庆元路（今浙江宁波）人，存留元散曲八百多篇，为元人中最多者。他的作品中也有涉及葡萄酒的，且多为清丽秀美之作。他在《山坡羊?春日》中写道：

　　“芙蓉春帐，葡萄新酿，一声金缕樽前唱。锦生香，翠成行，醒来犹问春无恙，花边醉来能几场。妆，黄四娘。狂，白侍郎。”

　　“六桥，柳梢，青眼对春风笑，一川晴绿涨葡萄，梅影花颠倒。药灶云巢，千载寂寥，林逋仙去了。九皋，野鹤，伴我闲舒啸。”

　　“裹白云纸袄，挂翠竹麻条，一壶村酒话渔樵，望蓬莱缥缈。涨葡萄青溪春水流仙棹，靠团标穿空岩夜雪迷丹灶，碎芭蕉小庭秋树响风涛。先生醉了。”

　　另外，在《酒边索赋》、《水晶斗杯》、《次韵还京乐》等散曲中也提及葡萄与葡萄酒。

　　明朝是酿酒业大发展的新时期，酒的品种、产量都大大超过前世。明朝虽也有过酒禁，但大致上是放任私酿私卖的，政府直接向酿酒户、酒铺征税。由于酿酒的普遍，不再设专门管酒务的机构，酒税并入商税。据《明史?食货志》，酒就按“凡商税，三十而取一”的标准征收。这样，极大地促进了蒸馏酒和绍兴酒的发展。

　　而相比之下，葡萄酒则失去了优惠政策的扶持，不再有往日的风光。明朝人谢肇淛撰写的《五杂俎》对明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较多的论述证辩。书中记载：“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枣酒、马奶酒。南方有密酒、树汁酒、椰浆酒”。而明朝人顾起元所撰写的《客座赘语》中则对明代的数种名酒进行了品评：“计生平所尝，若大内之满殿香，大官之内法酒，京师之黄米酒，……绍兴之豆酒、苦蒿酒，高邮之五加皮酒，多色味冠绝者。”并说：“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酒，关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柿酒、枣酒，博罗之桂酒，余皆未见。”《客座赘语》多载明故都南京故实，而于嘉靖、万历年间社会经济、民情风俗的变化尤为注意。顾起元所评价的数十种名酒都是经自己亲自尝过的，包括皇宫大内的酒都喝过了，可葡萄酒却没有尝过，可见当时葡萄酒并不怎么普及。

　　尽管在明朝葡萄酒不及白酒与绍兴酒流行，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毕竟已有相当的基础，在明期的一些文学作品，甚至民间文学中也都有反映。如冯梦龙收集整理的《童痴一弄?挂枝儿?情谈》：

　　“圆纠纠紫葡萄闸得恁俏，红晕晕香疤儿因甚烧？扑簌簌珠泪儿（不住在）腮边吊。（曾将香喷喷）青丝发，（剪来）系你（的）臂，（曾将娇滴滴）汗巾儿，（织来）束你（的）腰。（这）密匝匝（的）相思也，（亏你）淡淡的丢开了。”

　　“挂枝儿”是明代后期所流行的一种曲调，《童痴一弄?挂枝儿》是用“挂枝儿”由调演唱的小曲。这些小曲大部分歌咏男女情爱，也有一些是对社会现实的嘲讽，在明代后期很流行。民间小曲都把紫葡萄编了进去可见葡萄在当时还是较易获得。

　　据《中国文明史 第八卷》，农历八月中秋节时，明皇宫在进行赏月、拜月活动，聚吃月饼、瓜果时，就有专供帝后们享用的“大玛瑙葡萄”，而且明代宫中保存和储藏葡萄的方法也很独特：将这种玛瑙葡萄在磁缸内先着少许水，然后再将葡萄枝悬封之。这样，一直可保留到正月。

　　明朝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总结了我国十六世纪以前中药学方面的光辉成就，内容极为丰富，对葡萄酒的酿制以及功效也作了研究和总结，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葡萄酒有三种不同的酿造工艺。第一种方法是不加酒曲的纯葡萄汁发酵。《本草纲目》认为：“酒有黍、秫、粳、糯、粟、曲、蜜、蒲萄等色，凡作酒醴须曲，而蒲萄、蜜等酒独不用曲。”“葡萄久贮，亦自成酒，芳甘酷烈，此真蒲萄酒也。”第二种方法，是要加酒曲的，“取汁同曲，如常酿糯米饭法。无汁，用葡萄干末亦可”。第三种方法是葡萄烧酒法：“取葡萄数十斤，同大曲酿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红色可爱”。这是类似于今天称为“白兰地”的葡萄酒。

　　（2）葡萄酒的质量与葡萄品种有密切关系：“葡萄皮薄者味美，皮厚者味苦。”

　　（3）认识到葡萄酒的产地属性，即由于葡萄酒产地不同，质量也有区别。“（葡萄）酒有数等，出哈喇火者最烈，西番者次之，平阳、太原者又次之”。

　　（4）葡萄酒经冷冻处理，可提高质量。“八风谷冻成之酒，终年不坏”。久藏的葡萄酒，“中有一块，虽极寒，其余皆冰，独此不冰，乃酒之也”。这已类似于现代葡萄酒酿造工艺中以冷冻酒液来增加酒的稳定性的方法。

　　（5）对葡萄酒的保健与医疗作用的认识。《本草纲目》认为，酿制的葡萄酒，能“暖腰肾，驻颜色，耐寒”。而葡萄烧酒则可“调气益中，耐饥强志，消炎破癖”。李时珍提出的这些见解，已被现代医学的理论和实践所证实。

　　清朝，尤其是清末民国初，是我国葡萄酒发展的转折点。首先，由于西部的稳定，葡萄种植的品种增加。据《清稗类钞》：“葡萄种类不一，自康熙时哈密等地咸录版章，因悉得其种，植渚苑御。其实之色，或白或紫，有长如马乳者。又有一种，大中间有小者，名公领孙。又有一种小者，名琐琐葡萄，味极甘美。又有一种曰奇石密食者，回语滋葡萄也，本布哈尔种，西域平后，遂移植于禁中”。

　　清朝后期，由于海禁的开放，葡萄酒的品种明显增多。除国产葡萄酒外，还有多种进口酒。据《清稗类钞》：“葡萄酒为葡萄汁所制，外国输入甚多，有数种。不去皮者色赤，为赤葡萄酒，能除肠中障害。去皮者色白微黄，为白葡萄酒，能助肠之运动。别有一种葡萄，产西班牙，糖分极多，其酒无色透明，谓之甜葡萄酒。最宜病人，能令精神速复”。《清稗类钞》还记载了当时北京城有三种酒肆，一种为南酒店，一种为京酒店，还“有一种药酒店”，则为烧酒以花蒸成，其名极繁，如玫瑰露、茵陈露、苹果露、山楂露、葡萄露、五茄皮、莲花白之属。凡以花果所酿者，皆可名露。由此可知，当时的药酒店还出售白兰地酒。据清《西域闻见录》载：“ 深秋葡萄熟，酿酒极佳，饶有风味。”“其酿法纳果于翁，覆盖数日，待果烂发后，取以烧酒，一切无需面蘖。”这可是地道的葡萄蒸馏酒。

　　清末民国初，葡萄酒不仅是王公、贵族的饮品，在一般社交场合以及酒馆里也都饮用。这些都可以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所作的《赴淮舟行杂诗之六?相忘》写道：

　　曹寅官至通政使、管理江宁织造、巡视两准盐漕监察御史，都是些实实在在的令人眼红的肥缺，生前享尽荣华富贵。这首诗告诉我们，葡萄酒在清朝仍然是上层社会常饮的樽中美酒。费锡璜的《吴姬劝酒》中也写出了当时社交场合饮用葡萄酒的情景。

　　1892年，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在烟台芝罘创办了张裕葡萄酒公司，并在烟台栽培葡萄。这是我国葡萄酒业经过二千多年的漫长发展后，出现的第一个近代新型葡萄酒厂，贮酒容器也从瓮改用橡木桶。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亲临张裕公司，题写了“品重醴泉”四字，给予很高的褒奖。康有为曾下榻张裕公司，并赋诗：

　　1914年，公司正式出酒，即在当年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获得最高优质奖章。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张裕所产的红葡萄酒、白兰地、味美思，以及用欧洲著名优良葡萄品种命名的“雷司令”、“解百纳”葡萄酒等荣获金质奖章，自此，烟台葡萄酒名声大振。此后，太原、青岛、北京、通化相继建成葡萄酒厂。这些厂的规模虽不大，但我国葡萄酒工业已初步形成，葡萄酒的消费面扩大。从田汉先生于1922年发表的独幕话剧《咖啡店之一夜》，可知当时社交场合和民间饮用葡萄酒已较为普遍：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帝国主义的摧残，官僚资本的掠夺，我国的葡萄酒业难以生存，连赫赫有名的张裕葡萄酒公司也难以维持，于1948年公司宣告破产。

　　从1949年建国初期剩下的葡萄酒厂和年产量来看，吉林通化为39吨，长白山为23吨，北京为20吨，山东烟台26.4吨，山东青岛4.5吨，山西清徐2.9吨，六个厂总计年产葡萄酒115.8吨（折全汁酒产量84.3吨）。

　　纵观汉武帝时期至清末民国初的2000多年，中国的葡萄酒产业经历了从创建、发展到繁荣的不同阶段，其中，有过繁荣和鼎盛，也有过低潮和没落，与之相随而行的是绵延不断、流传至今的灿烂的中国葡萄酒文化。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的民族文化，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真实地记载和再现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葡萄酒业——传统民族产业——的繁荣。

　　从汉武帝建元年间张赛从西域引进欧亚种葡萄，到清末民国初的二千多年，我国的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以下五个主要的阶段：